供稿:外科 周子煊
吴阿姨一个月前从家中高处摔下来的瞬间,听见自己后背发出一声干涩的闷响,像一棵树从中间折断。然后世界安静了。她被送到了医院,腰部以下像被抽走了全部回音。医护人员的脸在她头顶来回晃,嘴巴在动,声音像隔着一堵厚厚的棉花墙。她试着抬腿,腿没动;试着蜷脚趾,脚趾没反应。她想上厕所——那个念头刚冒出来,身下的垫巾就湿了一片。
因无法手术转到我们财贸职工医院保守治疗后,她跟我说,自己像变成了两个人。一个在枕头上躺着,有脸、有手、有清醒的意识;另一个从肚脐以下被割断了,存在,但和自己毫无关系。“现在我的身体不跟我商量了。它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而我最后一个知道。”
最难熬的不是疼,而是那些突袭而来的、无法阻挡的失控。护工进来换床单时,她闻到空气里弥漫的、自己身体里泄出来的气味,整个人缩成一团,把脸埋进枕头里。她说她一辈子没这样丢过人。
“我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住了,”她有一天早上忽然对我说,“我还能管住什么?”我把她身下的垫巾换好,把污物收拾干净。她偏着头不看我,耳根烧得通红。我握住她的手,把掌心的温暖传递与她。“吴阿姨,你知道我每天要帮忙换多少张这样的垫巾吗?”我说,“你只是其中一个。但你是唯一一个愿意跟我说‘我难受’的人。”她终于把脸从枕头里转过来,眼圈红得像抹了胭脂。“可我觉得……我不像个人了。”
那天下午我给她带来一面小镜子,巴掌大,塑料边框的。我把镜子放到她眼前:“你照照自己,上半身在这儿呢。脸是你的,手是你的,脑子是你的。下半身只是暂时不听话了,它没有走。”
她接过镜子,慢慢地照了照自己。然后她把镜子往下移,照到腹部、大腿,再往下。她看了很久,忽然说:“我以前从来不觉得‘看自己’是件要紧事。现在我知道了——我得每天都看看它们,让它们知道我没有不要它们。”
从那天起,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: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,先用手摸一遍自己的腿。从大腿根开始,慢慢往下捋,到膝盖,到小腿,到脚踝,到脚尖。她说手摸过去的时候,脑子会顺着那条路线想象一遍——这是左腿,这是膝盖骨,这是脚后跟。“它们不给我回消息没关系,我每天都给它们发消息。发多了,总有一天能收到回复。”
她指着导尿管和护理垫说,“我不让它们说了算,我说了算。该换垫巾我就换,我按点换,身体忘了时间,我记得。”有一次换垫巾的时候,她忽然“嗯”了一声,皱着眉。“怎么了?”我问。她隔了好几秒才说:“刚才好像……有一点点感觉。就是那种,要出来了的感觉,很小,像有人在我小肚子里轻轻敲了一下门。”
那是她入院第十三天。虽然这个“敲门”没能让她控制住排泄,但它出现了——一个微弱得几乎可以被忽略的信号,让她一整天都在笑。她让家人从家里带了记号笔,在台历那一天画了一个小圆圈。“蓝色是没感觉,黄色是有一点点感觉,”她指着台历上的图例,“绿色是感觉到了但没管住。总有一天我要画上红色的——红色是管住了。”
她开始认真地练习盆底肌。康复师教她的办法,她做了个改良:把手指轻轻贴在小腹下面,用指腹去“听”肌肉的动静。
之后的日子,吴女士不再像之前一样消极抗拒,她遵从康复师、医生、护士的各种建议,积极配合翻身练习,记录自己的进步好转,她说,“我摔了一跤,把下半身的电话线摔断了。现在我重新接线,一根一根地接。接歪了再接,断了再重来。有一天傍晚我去查房,她坐在床上,手里拿着那面小镜子,正对着自己双脚照着。左脚的大拇趾在动,很慢,一下一下,像钟摆。她盯着镜子里反射出的画面,嘴角弯着,没有笑出声。“护士,”她看到我,指了指镜子里那双脚,“你看,它们听得见我了。我跟它们说‘动一动’,过一会儿,它就动一下。虽然它听不懂‘马上动’,但它听得懂‘一会儿动’。我们正在磨合。”
她把镜子翻过来,背面贴着一张纸条,上面是她自己的字迹,歪歪扭扭的——“我在这头,身体在那头。信号不好,但没断线。”
我帮她把镜子放回床头柜,旁边是那本台历。上面红红黄黄蓝蓝的小圆点密密麻麻,像一座越来越热闹的城市。每个圆点都是一个招呼,是她的下半身重新学习同她说话的证据。
她从高处坠落的那天,把自己摔成了两半。而现在,她用每一天的练习、每一张护理垫的更换、每一次肌肉的收缩,把那两半一点一点重新缝合。缝线很细,针脚很慢,用的是最笨的办法——等。等一个信号,等一次感觉,等一个声音从身体的深处慢慢浮上来。而我们医护人员也会竭尽所能,帮助她重新把自己的身体尽力连接起来。